2004年，湖南隆回县
学生罗彩霞
高考后，没有被任何
高校录取，而冒名顶替她的同学王佳俊却被贵州师范大学录取。据悉，王佳俊的父亲是隆回县公安局政委。2009年，复读后考入大学的罗彩霞因身份
问题面临被取消教
师资格证，为此她准备诉诸法律，但很担心家人安全。
教育目中无人自己才是救世主
我来自农村，曾是一名高考落榜青年，经过多年的艰苦奋斗和努力打拼，终于在省会城市扎下根，买了房，安了家。回首30多年的坎坷人生，心生感慨，不吐不快：落后的中国教育没法指望，农村青年尤其是农村落榜青年要闯出一条路、打拼一番事业，必须靠自强自立，自己才是救世主！
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，我在离家不远的湘南小镇念高中，是本村同龄孩子中为数不多的两个高中生之一。当时上高中，比现在上大学难得多。从小学到初中，我都是优秀学生，一直是村里同龄孩子的榜样。村里人都盼我这个“秀才”能考上大学，为今后改变落后的家乡面貌出点力。
上了高中后，我喜欢去学校阅览室看书阅报，在老师眼里，经常“不务正业”，我却越来越感到老师课堂教学的乏味和学校教育的无聊，并认真思考上学受教育的真正意义，深切感到教育“目中无人”，学生只是考试的机器和分数的奴隶。我那颗原本安分的心越来越叛逆。高中的3年、痛苦的3年。终于，没有出乎意料地高考落榜了。在失落迷惘的同时，我也暗自庆幸：终于可以逃出“地狱”去奔向自由王国了——去广东打工、闯荡世界是我当时最迫切的想法，然而，在老父亲的威逼和亲朋好友的苦劝下，我只有硬着头皮踏上返校复读之路。一年不成又复读一年。按往年的录取线，1992年原本可以考上本科，结果当年，为遏制复读现象，给应届生更多上大学机会，湖南省出台土政策，开全国先例，给复读生的录取分数线加分，文科加了28分，我因此只上了一个“收费包分配”的专科(即每年多交2000元学费，其它待遇与正取生相同)。要发放录取通知书了，我辗转几百里，去地级师专问消息，招生办的老师说：交500元押金就可以取录取通知书。我返家借款，只借到200元，看来我今生与大学无缘，铁了心不再复读。借了100多元路费，别无选择南下广东当民工。
在广东宝安打工3年，吃尽了苦头，饱尝了生活的艰辛。但不管日子过得多么艰苦，求知的欲望却从来没有泯灭，工作之余，我跑去宝安区图书馆，继续高中时代的“不务正业”，从中获取知识，也得到精神慰藉，感觉到世界的一丝阳光和温暖。
没有学历我不后悔，但没有学历，在中国这个崇拜文凭的学历社会只会寸步难行。没有办法，我回到长沙，走自学之路，在湖南图书馆贪婪地吸取知识的营养，坚信“天生我材必有用”。
机会终于来临，1997年6月底，在长沙一个人才市场，一个民办学校招聘大专学历以上的教师。我以机智对答获得了校长的好感，他破格答应让我先去学校看看。为了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我辞去工作，背水一战，借住在朋友租来的房子里，主动写了一篇关于学校发展的建议书。校长很高兴收下这份“见面礼”，并当场拍板：你就是我要找的人才！接下来的试讲，我又在那批应聘的本、专科生当中获得第一名。从此，我步入了民办教育行业。从最基层的班主任老师做起，我在学校几乎所有的中层岗位都锻炼过，直至学校董事长助理、省级行业社团的副秘书长，成了一个业界认可、受人尊敬的民办教育工作者。虽然无甚建树，且因为没有大学文凭丧失了许多发展机遇，但靠一己之力，一路走来，问心无愧。
在民办教育行业从业的十多年，我一直在思考：什么样的学校才是好学校？什么样的教育才是好教育？深感中国应试教育到了登峰造极、非改不可的地步，农村教育更是问题丛生。新中国成立60年了，但中国农村面貌改观甚微，城乡差别日益扩大，我认为除了其他原因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农村教育问题积重难返。回忆起高中和复读的生活，我经常会不寒而栗。其实，农村学生最需要的并不一定是考上大学，他们需要的是自信，是机会，是改变生存环境的斗志。建议制订规划纲要小组的专家多多了解农村实际，那些华而不实表面花哨的教育方式只能更加重农村孩子的痛苦。
我衷心希望，“没法指望落后的教育”的感慨，不要留给我们的下一代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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